－－访韩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院任德淳博士 　　 4月初，在中韩两国政府科技部的共同支持下，首届中韩技术创新与技术经营培训班在武汉东湖高新区开讲。记者采访了这次活动的主讲人，韩国科技政策研究院研究员任德淳博士（以下简称任博士）。 　　记者：上世纪后期，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都选择了自主创新的战略，迅速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其中特别是韩国，在创新的基础和环境方面与中国颇多很多相似之处。您认为韩国的发展经验，有哪些值得中国借鉴？ 　　任博士：不错。韩国与中国一样，在技术创新的道路上，都处于“后发”的位置。“技术经济”作为流行的词汇，在韩国也只有10多年的时间。然而，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欧美的技术吸收进来，进行再创新后又回到国际市场上去。例如，网络技术是美国人发明的，但这朵“花”在韩国开得特别鲜艳，韩国较早地出现了高速互联网，在韩国上网要比美国快得多。这说明“后发”的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实现技术的跨越。这一点对中国来说是可以借鉴的。 　　再一个，韩国与中国相比，更早地面对技术全球化和市场全球化的环境。企业没有核心技术，就不能在国际市场上生存；同时，好的技术创新，如果缺少成功的技术经营，就不能在市场中实现它的价值。这一点韩国的认识比较深刻一些，韩国无论从国家宏观政策，还是企业微观，都很注重技术经营。比如，MP3的技术是韩国一家很小的企业开发出来的，紧接着有许多企业围绕这一技术进行经营，不断改进外观设计，奋力进行市场推广，很快形成了一个较大的产业，获得了十分可观的产业利润。 　　记者：您多次提到“技术经营”，怎样理解它的意义？ 　　任博士：韩国有句俗语说，“珍珠再多，如果不把它串起来，也没法成为项链。”技术经营就是把散落的珍珠串起来的工作。是一项根据市场需求指导创新，再通过市场检验不断改进创新成果，更好地开发市场的工作。 　　记者：韩国企业是怎样开展技术经营的？ 　　任博士：在韩国，企业内部的研发部、营销部、财务部是一个整体，构成了技术经营的主体。很多大企业的研发中心和政府研究所都依托这些技术经营主体来实现与市场的对接。它们技术经营的内容主要有三部分，首先要了解先进国家的技术动态，再是掌握自身创新的技术特点，然后提高技术经营的水平。 　　根据技术经营的水平，我把企业的R&D活动划分为五代。第一代R&D大致是上世纪50?60年代，这个时代是科学家掌握技术创新的主动权，从投资基础科学开始，追求创新型技术。创新活动以科学导向，科学的重要性大于技术的重要性。例如杜邦公司研究所发明了尼龙丝，却没有生产出女士们穿用的尼龙袜。 　　到上世纪70年代，R&D活动进入第二代，开始对课题研究进行阶段性管理，致力于短期的商品化课题，但创新活动仍以研究人员个体为主。 　　第三代R&D是80?90年代初。研究中开始引进战略策划、技术线路图概念，对课题开始风险评估。 　　到90年代末，进入了第四代R&D。即由密歇根大学Miller教授倡导的密切关注市场环境急骤变革，以提高组织内部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为重点的时代。 　　第五代R&D是2005年由我本人倡导的，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强调研发的速度和缝隙市场（nichemarket），重视运用公共机构和公共资源，实现研发从低端向高端的转移。这里，第一代不注重市场，第二代仍以个体为主，第三代引入了战略策划，第四代主要针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第五代则是韩国等相似国家的经验。 　　对照这个“五段论”，可以考量一下自身的技术经营水平：是处于第一代还是第四代、第五代，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改进。 　　记者：您认为，中国目前开展技术经营，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任博士：是人才。技术经营需要专业人才。在韩国也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很多研究员主动申请到营业场所去学习，然后再把他们的经验带到实验室。其实这些研究员到营业场所去工作一段，再返回研究所，他的目标就会更加明确，也会有更好的方法来经营。他也会提出很多新的研究课题，对技术创新是非常有利的。 　　中国在教育和人才资源方面有自己的优势，但要重视技术经营人才的培养，像这次组织的交流活动，有近400人来听我的讲座，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这在韩国也不多见。同时要注重从外部引进技术创新和技术经营人才，尤其是引用大量海外回来的华侨。在韩国，技术政策研究院以及很多大学都开设技术经营的相关课程，包括研发管理、技术战略、创业、风险企业管理、研究人才管理、技术产业化、专利管理、技术金融、全球化研发、技术政策等。2004年技术经营研究院曾在汉城开过一个研讨会，博士论文发表了240篇，当时参加人员有400多人，其中韩国人就有100多人。通过这样的活动，可以培养技术经营方面的人才。但仅仅依靠大学是不行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当地企业需要同心协力。 　　记者 阮湘华 通讯员 吴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