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年初，科学时报开展了有关“重建学术生态，净化学术环境”的讨论，一时间引起学界的诸多关注。近日，科学时报记者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越洋专访了现在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工作的邓鲁先生，请他根据自己在国内外的亲身经历谈谈对重建学术生态的看法?? 　　邓鲁：我曾向国内某位高级学者指出其研究论文中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希望他能加以改正。但对方的回答是：“如果都像你这样如此仔细，那么谁也不要发表论文了。”这种单纯追求论文数量而不求质量，为发表文章数量而工作，唯计算而计算，并无实际考虑和见解的做法确实令人担忧。 　　问题一：您能列举几个您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的事关中国学术界学术不端行为的例子吗？ 　　邓鲁：中国各方面都处在深化改革之中，科技界也不例外。在这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科技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不良现象，这就需要及时检讨和修正，才能进步更快。例如：目前在少部分科研人员中明显存在着急功近利、不求甚解、夸张浮躁的学术风气。从我参加过的国内和国际学术会议上，明显可以看出少部分研究人员的报告内容经不起推敲和提问。 　　我曾向国内某位高级学者指出其研究论文中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希望他能加以改正。但对方的回答是：“如果都像你这样如此仔细，那么谁也不要发表论文了。”这种单纯追求论文数量而不求质量，为发表文章数量而工作，唯计算而计算，并无实际考虑和见解的做法确实令人担忧。 　　我还了解到，某些美国大学教授曾抨击个别与他们合作过的中国大学的高级学者，不经同意在中国盗用他们的名义为合作作者擅自发表文章（为的是提高自己论文的接受几率）。这种做法已在某些美国大学，甚至某些重要科学杂志中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我曾碰到过中国高级学者为了谋取多份经济利益和奖金，在研究论文中强行加入与研究工作毫不相干的人（甚至是自己的亲属）的名字，在国内外同行中影响极坏。 　　问题二：您分析过这些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吗？您认为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去违背科技界的普遍行为准则呢？就您的感受，您认为国内学术界的种种不良倾向将会对中国科技的未来产生哪些负面影响？ 　　邓鲁：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与职称、收入和荣誉相挂钩的学术贡献评价机制尚不完善的产物。据了解，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均有发表论文的奖励条例。作为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大国，为尽快摆脱长期闭关锁国造成的科学技术落后状况，国家科技主管部门和高校实施科技奖励制度是建立起有效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的重要举措。改革实践也充分证实，正是科技管理体制卓有成效的改革，才使我国的科技事业比改革前有了长足进步。在许多领域，中国内地学者的研究成果走在了世界前列，如，世界数学家大会在中国举办的实力背景就是较高的中国数学科研水平。 　　但是激励应当与约束相辅相成，若片面强调前者，而忽视后者，就可能会使一些人在激烈的竞争当中，采取非正当的手段去获取稀缺的科研资源及名誉、地位。例如，自我吹嘘报奖、争夺课题经费、走后门发表文章和粗制滥造低质量文章；甚至发生科研数据造假、学霸等破坏正常学术氛围的事情。而这些问题又因为缺乏完善的制约机制得不到有效的治理，长此以往，对中国科技水平，对基础研究的提高，特别是对青年一代科学研究人员造成恶劣的负面影响。我在NIST的W.D.Phillips博士（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组里工作的3年中，曾发表过多篇《科学》和《自然》杂志级别的研究论文，但从没听说任何人得到任何奖励。一个人能有机会和条件从事科学研究，对其人生而言已经是很好的奖励。如给科学研究预先标定价格，则会导致科学研究的堕落。 　　就我个人的看法，这种急功近利、不求甚解、夸张浮躁的学术风气的真正危害在于其对年轻一代科学研究人员乃至国家的科学水平的影响。徒承师传，研究生们自然会认为这种急功近利、不求甚解的学术风气是正确的科研道路，从而习之。当这种风气一旦在一个国家的科研体制中形成，再想矫正将是困难的。 　　应当指出，国内大多数研究人员还是具有较高的学术道德和研究水平的。同时，我相信中国科研主管部门的官员也已经认识到上述急功近利、不求甚解、夸张浮躁的学术风气对年轻一代科研人员乃至国家科技水平的长远危害，也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问题三：事实上，即使在国内，如果一名科研人员被发现有学术不端行为，他也会为此付出代价，比如学术声誉受损甚至被迫离开学术界。但是，在这些代价的警示下，为什么依然有这么多学术不端行为发生呢？要想实现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有效防止，约束机制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呢？您能介绍一下您所知道的国外的情况吗？ 　　邓鲁：除美国大学外，在美国各大研究机构，例如我现在工作的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和过去工作过的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研究论文必须首先经内部审查通过，方可提交出版刊物。其主要目的是制止低质量研究工作被送往出版。当事人的科学道德观念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完善的监督与约束机制。约束机制强制性地规定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规范自己的行为，减少冲突，并且迫使那些破坏规则的人承担损害他人利益的后果。 　　在美国，由于科学败德行为直接影响研究单位的学术声誉，所以，研究单位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通常是通报并解职。而在中国，由于监督与约束机制不健全，使得一些学术败德行为未能及时发现和惩处，但已有迹象表明，官方和民间都在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认真努力，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也发布了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详细规定。 　　问题四：可以说，国内科技界已经认识到学术浮躁现象的弊端，也在通过舆论的、制度的、教育的手段试图对这种现象加以遏制，但收效似乎不大，您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请您出任制度的设计者，您会从哪些方面、通过哪些途径去解决这个问题？ 　　邓鲁：第一，我认为学术作风教育是提高研究人员的学术道德素养的必要条件，但远非充分条件，只有加快制约制度建设，恶劣现象的报道与处理，即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督与约束机制才能从源头上治理学术败德现象。不仅要有章可循，更重要的是，有章必循，循章必严，违章必纠，使违纪者没有可立足的市场。 　　第二，鼓励学术带头人既要在学术上走在前头，更要在学术道德上带好头。应注重学术质量而非数量，以数量为奖励判据的奖励制度应该放在质量判据之后。 　　第三，中国各大研究基金审批专家应采用轮换制。每人不应长期担任过多（特别是某些固定的）评审职务。只有这样才会避免出现审批专家借用手中之权在学术上压制不同（特别是批评）意见，而进一步滋养学术不端行为。 　　第四，各科学出版刊物的审稿人也应该随机选取，匿名审稿，取消在文章中出现对作者纯学术职称（如教授）以外的头衔介绍，如“博士生导师”、“某学院院长”、“某研究所所长”等，实现文章评审上一视同仁。如审稿人有不正当处理稿件的行为，则当立即严肃处理。重要期刊论文和重要研究基金，乃至高级学者晋升和奖励的审批应有国外学者参加，以避免独断专行，自我吹嘘和盲目信任的情况出现。我相信，只要认真实施科研奖惩制度，经常检讨并及时纠正不良现象，从年轻一代就着手进行学风教育，中国科技界才能站在，也一定能够站在世界科技界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