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05月14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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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委员谈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号召我们加强科技创新,党的十六大、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行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提出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具有丰富的内涵,涉及很多方面的内容。科研要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服务,是其中的一个大方面。”政协十届三次会议委员王淀佐说。   两会期间,院士委员王淀佐、陈竺根据有关领导的讲话精神,同时结合自己从事科研工作的经验,就我国建立自主创新体制的必要性、重要性等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关键技术仍靠自己   “我们常说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对技术来说,虽然国外的好东西应该拿来用,然而最好的技术外国人并不会给你。这里有一个商业利益的问题。其实,即便科学也不能说一定就没有国界,与各种利益有关的科学成果,也不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你。”王淀佐认为,鉴于历史的、现实的各种考量,我国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   王淀佐说,传统制造业需要自主创新,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海洋产业等高新科技领域更需要自主创新,因为引进的技术很难发展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陈竺表示,虽然一般民用产品或者说技术含量较低的企业,近几年引进技术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今天我国要进行产业升级,增加产品附加值、真正形成核心竞争力,真正最关键的技术还是要自己开发。   陈竺谈到,我国应开发真正的高端产品,尤其是为了未来发展,绝不能只当一个技术“空心化”的制造业大国。“去年,中央领导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和后来视察中科院时,都提到科技自主创新。温家宝总理这次报告也特别强调了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陈竺认为,科学实际上是先进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已成为民族进步的灵魂。原创性的科研成果首先能推动一国的科学发展,同时也能够培养一种民族精神,能够培养大量人才。其次重大科学原理的阐明和科学理论的建立往往能引发技术革命,而技术革命则能引发产业革命,最后推动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从这个层面来看,原创成果同时是建立一个民主法制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必要条件。   创新体系需各方“合力”   那么,到底怎样才能做到自主创新?   王淀佐认为,首先要有一定的经费来源,其次要有高素质的人才,要在全社会树立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风气,在干部群众中树立“科教兴国”的观念,科研人员本身也要树立不骄不躁、锲而不舍、勇攀科技高峰、为国家做贡献的意识。   陈竺则表示,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中科院时,对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科技能力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建立及其各要素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很精辟的阐述。3月5日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也讲得非常清楚??国家创新体系中国立研究所、大学和企业应互相结合,发挥出最大的“合力”,这一点非常重要。   据悉,近几年来,中科院的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在国家支持下取得了很大进展,同时高校也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了基础和生力军作用,发展非常快。陈竺认为,即便如此,这些单位仍需进一步在国家创新体系中获得更加清晰的定位,形成更好的合作和互补的格局;同时更好地联合起来和企业结合到一起,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格局。   “我个人认为,包括中科院在内的国立科研机构,无论是综合型的还是专业型的机构,应该还是主要围绕国家目标做事情。因为我们是一支国家供养的专业性研究和开发队伍,虽然并不排斥科学家的好奇心和创造精神,但更应把这种好奇心与创造精神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及国家战略需求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大学主要还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地方,这里气氛比较自由,人才尤其是年轻的人才资源也比较丰富,更适合做一些自由探索性的工作。我感到,现在国立科研机构的科学规划和大学的科学规划还缺少一些互动,需要高层在总体设计上加强协调。   “再看国内院校跟企业的合作,现在也还存在问题,相当程度上是互不联系的‘两张皮’。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企业交税给国家,国家将资源分配到科研机构和大学,科研成果再回转到企业去。如果今后能在一些应用目标比较明确的研究领域,通过研究院所或大学和企业‘捆绑’的模式,就能发挥更好的结合作用。同时政府应给企业的研发提供一些优惠税收政策,帮助它们真正建立自己的创新能力,逐步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陈竺表示,“总理的报告中提到科研创新链条中的几个主要环节: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和公益性的研究,我非常赞同这个提法,因为它符合科技创新的基本规律??总是先要有原创性科学,才可能有它的技术应用,最后带动产业发展;另外,支持这几个领域的科研也应该是政府的主要责任,因为企业一般来说只考虑三五年内的发展,其研究投入一般都是有短中期回报的技术领域。如果国家去做本来应由企业做的事,反而会抑制企业在应对市场需求方面的自主创新。”   结合经济需求 技术创新挑大梁   科学研究通常分为基础科学研究、应用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开发等几大部分。王淀佐认为,基础研究或纯科学研究主要是为了探索自然界的规律,发现新的科学现象形成科学理论,如果不创新就没有任何意义。由于基础研究是应用技术研究、技术开发的基础,对于培养高水平人才、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精神都有重要意义,必须予以充分重视。   王淀佐表示,党中央、国务院号召科技与国民经济的需要结合,承担这一重任的还是应用基础研究、技术研究和技术开发。由于工程技术本身有其独特的科学体系和科学理论,所以这些方面的创新同样也非常重要。因此,国家科技的整体布局和资源分配必须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现在关于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各种估计数据都有。基本上认为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达到了50%、60%甚至70%,个别行业达到80%;我国则只有20%、25%、30%或更高,总的来说差距非常大。”王淀佐说:“现在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几代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奋斗目标,必须大力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一步步追赶世界发达国家水平。技术科学研究、应用技术研究和工程技术开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重要,因为它们直接促进经济的发展。” 保护民众健康 医卫创新负重任   在陈竺看来,建设小康社会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是人民健康、公共卫生等问题,它已成为国家最为重大的需求之一。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现在一方面要考虑突发公共事件,另一方面也要特别注意用“以预防为主”的方针来控制慢性疾病。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表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人均收入是一个“坎”,这个“坎”会引发很多的社会矛盾。实际上,这个收入范围对健康来说,很可能也是一个“坎”。陈竺表示,“迈这个‘坎’的过程中,如果处理得好,将来就能提倡一种新的健康的生活模式;如果处理不好,那么我们刚刚摆脱因为贫困、营养不良引发的疾病,马上又会落入到‘富贵病’的圈套里而无法自拔。”   陈竺认为,由于我国人群和西方人群特点不一样,医药领域的科研成果更不能简单地采取“拿来主义”,本土化显得更加重要,针对健康的创新能力建设更需加强。作为严格意义的医学研究,其创新能力建设更需要有国家层面的整体规划。   “有两个数字最能说明问题: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一年的经费大概是50亿美元,然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一年的经费有300亿美元。”陈竺说,世界发达国家都有专门的医学研究基金会,针对医学研究进行资助,因为国民健康决不是一些零散的自由选题项目支撑得起的,也不等于一般意义上的生物技术研究。   陈竺强调,健康建设要有明确目标,比如到2020年、2030年应该将各种疾病控制到什么程度,都要由专业的部门着手规划,而不能仅靠自由选题,否则在一些关键性的基础研究上往往要“卡脖子”。例如与SARS密切相关的病毒学,一度被人忽略,一旦病毒袭来,相关部门就要手忙脚乱。他说:“只有得到国家健康研究基金足够的支持,从事相关研究的部门才能坚持不懈地做下去。这样无论面对突如其来的挑战,还是应对与日俱增的各种疾病,我们才能做到从容应对、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