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话说：“有啥千万别有病，没啥千万别没钱。”但不幸的是，有病的人往往没钱，而没钱的人则常常有病。 　　毫无疑问，“药价虚高”是这种恶性循环的导演之一。我从2月5日《南方周末》的报道中抄录了两段文字，似乎可以作为一个注脚。 　　一段是现在社会上流传的几句民谣：“小病拖，大病挨，重病才 往医院抬”；“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一段是两种药的价格情况：贵州圣济堂制药厂生产的盐酸二甲双胍片成本不足5元，政府的最高限价是46．80元；山西恒大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络血宝注射液，企业给经销商的实际供货价是2．10元，可物价部门给其定的零售价是14．50元。 　　提起这种恶性循环，我首先想到了农村。 　　在我的记忆中，上世纪70年代，农村医疗条件似乎要比现在好一些。每个行政村差不多都有卫生所，有专门的医生，有药铺，有床位。也就是说，农民有个头疼脑热，都有去处，花一点钱就能吃到对症的药。一些地方的农民之所以还很怀念当时的卫生所乃至整个医疗体系，一是因为方便，还有一点就是便宜。 　　便宜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药费和检查费低；一个是有啥病医生就给你看啥病，需要啥药医生才给你开啥药。现在，似乎有些变味了，一到医院，医生就哗哩哗啦开一大堆单子，让你一项一项地查。给人的感觉是，没有那些仪器，医生的判断力甚至还不如病人。要是查出个什么病来，医生就会毫不手软地开一系列高价药。 　　在农村，因为药价太高，所以得了小病后，人们往往就选择硬扛。因为一扛再扛，所以小病就可能变成大病。因为得了大病，所以就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可以说，在农村，有相当一部分家庭是因病致贫的，也有为数不少的家庭是因病返贫的。 　　农民看不起病，就必然会有一些“替代品”应运而生。一，因为药贵，所以“假药”就会作为药的替代品出现；二，因为进不起正规医院，私医甚至巫婆神汉都会作为医生的替代品出现。毫无疑问，这些替代品的出现，会使情况变得更糟。 　　“对于许多穷人来说，身体是他们主要的财产；对于一些人而言，身体则是他们拥有的惟一财产。”这是“世界银行发展丛书?穷人的呼声系列”中《呼唤变革》一书里所说的。 　　在中国，农民的生活更多地甚至绝对依赖于自己的身体。所以，那些虚弱的和看起来身体不好的人，得到的收入常常少而又少；而一个有病人的家庭，也往往负债累累。不幸的是，越是依赖于自己身体的人，就越没有能力爱惜自己的身体，越没有能力抵御疾病对身体带来的伤害。 　　一个农村家庭，如果一个成员得上稍重一点的病，他们的抉择是十分痛苦的。要么得忍受疾病的折磨，要么就得花光家里的积蓄；要么得冒丧失劳动能力的危险，要么就得出售许多生产资料（比如耕牛或拖拉机）来换取医疗费；要么让一个人恢复健康，要么就得让其他家庭成员过更艰苦的日子。问题是，不论如何选择，结果都是更大的贫困尾随而至。 　　列宁说过：“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同样，身体更是务农的本钱。如果说疾病是农村人口致贫和返贫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让农民脱贫致富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让农民拥有最起码的健康。 　　怎样才能让医疗机构走进农村，让药价低下来，让农民看得起病，吃得起药，这是“三农”问题绕不过去的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