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刘恕 　　“如果中国不在生物、医药方面大量投入，那么这方面的发现就会在别的国家完成。而假如没有知识产权，中国的医疗成本就会越来越高。”来华参加“生物技术活动周”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胡贝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这番话，不仅关乎13亿人口的健康，更让人感受到世界生物经济浪潮风起云涌之势。 　　生物经济正成为继网络经济之后的又一个经济增长点，许多国家纷纷抢占生物技术及产业制高点。中国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在未来的产业浪潮中抢占先机？近日，生物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和华裔科学家云集北京，为中国生物技术发展出谋划策。 　　■增加基础研究投入 　　“中国对生命科学的科研资金投入还远远不够，政府应该为发展生物技术产业创造良好的环境，调动全社会力量发展生物技术及产业。”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穆拉德说，生物科技领域正进入一个令人非常激动的时代，而资金和人力资源投入越多，效益就越高。 　　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生理学家威塞尔教授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他说，中国要想在生命科学前沿领域取得进展，必须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 　　有关数字显示，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2003年的科研经费就达27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全部科研经费的2倍。美国政府每年投入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经费占GDP的0.3%%，而中国约占GDP的0.02%%。此外，在美国还有另外300亿美元的经费来自工业界和各种基金会，而中国几乎没有这类经费来源。 　　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著名生物学家吴瑞呼吁中国政府大幅度增加支持基础科学研究的预算。在未来10?15年，逐步提高基础科研投入占GDP的比例，到2020年对生物科研的经费支持强度至少能达到GDP的0.1%%。 　　香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名誉教授林文杰也对基础科学表现出高度的关注。他说，对科学要有耐心。从科学到技术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基础研究不一定很快就能拿到成果，但是就是因为做了很多基础研究，所以我们才会有技术上的发展。 　　“某些大学牺牲普通生物学科，移向生物工程专业，这是错误的。”国际农业生命科学发展教育所名誉董事长左天觉先后110次回国，针对国内教育出现的倾向，他指出一个国家的科技能力是建立在基础科学和尖端技术上，缺一不可，一定要齐头并进，才有效益。 　　■重点支持可能领先的领域 　　“克隆牛之父”、美国康州州立大学教授杨向中身患癌症，他还是参加了7月16日的媒体见面会，他只想向媒体传达一个信息：鼓励中国大力开展治疗性克隆的研究与开发。 　　他说，由于宗教信仰、伦理观念等原因，胚胎生物技术在西方国家举步维艰，冗长的审批手续使许多生物医药公司不堪重负，就连创造多莉羊的PPL公司也被挂牌出售。目前，西方国家实验室胚胎技术研究以动物模型为主，而中国有进行人类治疗性克隆的优势条件，拥有很可能是全世界最宽松同时资源最丰富的研究环境。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提供政策和足够的经费支持，创造良好的科研氛围，中国将可望在5?10年内成为世界胚胎生物技术的领先国家。 　　“将有限的经费用在刀刃上”，杨向中建议科研经费的使用应高度选择，重点支持中国已经比较强而且有可能领先世界的领域，不要错过千载难逢而又转瞬即逝的良机。 　　为实现集中优势重点突破，吴瑞建议国家设立一个大项目团队计划，在未来10年支持80-100个生物科学前沿的重要课题，引进杰出的生物科学家来加强研究力量。研究经费预算为10年，数量应充足到每个大项目团队计划10年内至少吸引10个以上的杰出科学家来共同做研究。 　　■提高高产出率生物学家的数量 　　据统计，从2000年中国内地的生物学家的数量、政府资助的实验室数量以及发表的论文总数来看，中美两国大致相近；但中国学者在生物科学领域发表的有影响力研究论文还不到美国学者发表数量的4%%。 　　面对这组数据，吴瑞说高产出率生物学家极少与科研经费投入不足，项目审批及经费分配体系的不完善不无关系。由于较低的经费支持强度和较短的支持时间（2-3年），大多数科学家只选择易于获得研究结果的科研项目，而这样的研究工作一般缺乏新颖性和创造性。其结果是，绝大多数的研究论文发表在国内杂志上，只有极少数发表在有高影响力的国际杂志上。 　　对于解决中国高产出率生物学家短缺的问题，吴瑞认为，一方面要改进中国高等院校的教学体制，自己培养一大批有创新精神的生物学家；另一方面要以充足的经费、宽松的环境、灵活的管理来吸引大批在国外的顶尖生物学家回国效力。 　　生物科学是多学科交叉的领域，吴瑞还建议中国需要设立一种类似于美国鼓励团体研究计划的新型研究基金，倡导生物学家与同行合作交流与资源共享，产出高影响力的研究论文和成果。 　　■改革项目评审制度 　　近几年，生物科技以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吸引着公众的视线。一些科学家热衷于媒体的报道，甚至本末倒置以媒体报道代替了学术论文的发表。“这显然是不利于中国科学研究走向世界”，杨向中说，“科学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环境和管理运作体系，国家应建立一整套科学的评审系统，以论文发表数量，论文质量，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等国际通用的学术指标进行评判。在科研经费的分配上，也应以此为准，而不应以成果鉴定会和新闻媒体作为评判标准。” 　　对于重大项目的评审，吴瑞则建议从国外邀请一批有资格的评审者进入项目评审委员会，并使其数量占到一半以上。“我很高兴地看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早在两年前就开始邀请高水平的评审者，参加生命科学部几个学科的评审工作，希望将这种新的项目评审方法扩展到生命科学的所有学科，并最终延伸到所有的科学学部。”（本报北京7月2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