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大庆 胡凌凌 　　今天中午12∶00，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第三会议室，坐得满满一屋子的记者在耐心地等待一个人???美国科学院新当选的院士、国际著名的细胞调亡专家王晓东博士。刚刚作完演讲的王晓东与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许田博士一起接受了记者们的采访。这个刚刚40出头的科学家，这个跻身在美国科学界最前沿的领军人物，对中美两国的科研体制深有感触，这也是被记者们问到的最多的问题。 　　■与国际接上轨了吗？ 　　一年前，王晓东担任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所长。两年前，许田也受聘担任复旦大学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所长。他们都有一个梦，就是希望在北京、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生命科学的研究所，然后在中国的土地上做出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使中国也能成为世界生命科学的中心。记者关心的是他们所领导的研究所与国际惯例接轨了吗？ 　　王晓东回答，还是让我先建轨吧。我的理念就是想让最好的人才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展。目前王晓东已聘任了12名研究室主任。在具体聘任方法上，不是所长王晓东一人说了算。而是要先组成一个聘任委员会，成员是由固定人员组成的，聘任到哪一方面的主任，就由这一方面的专家参加，王晓东也只能投普通的一票，他也没有否决权。 　　所长缩减自己的权力，不一人说了算，为什么？透过王晓东和许田的每一次回答，无处不浸透着科研公平竞争的希望。许田就说，中国的生命科学要发展上去的话，最关键的是吸引人才。比如在生命科学领域，从中国走出去的、在北美自己有实验室并做教授的已超过1000人，他们的工作都是非常出色的。中国不论是吸引这些人才回国，还是国内自己培养人才，都要考虑进一步建立公平竞争的机制，这对吸引国外人才回国或在国内培养年轻人都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只要有了这个环境，中国就能出最好的科学家和科研成果。 　　■院士也能被刷掉 　　王晓东和许田都是在美国一流的实验室里工作，研究经费和个人待遇在美国都是最好的。相信许多中国科研人员羡慕的正是这样的研究环境。但王晓东却并不认为它像许多中国人所认为的那样理想。他说，人才成长的环境并不一定非得是优裕的环境，应该是一个有压力的环境。比如我和许田所在的研究所,这种研究所在美国一共有350个实验室，这些实验室每隔五年就需要评估一次，而且评估得非常严格，如果你与前五年差不多，你就可能被“踢”出去。你一旦出去了，以后再申请一般的经费就困难了。人们就会说，你有这么多的钱都做不好，还来申请一般的经费干什么？所以，人才成长的“优裕”环境，应该是你想做的事情有条件做，但并不意味着你有足够的资源可以舒舒服服地做，资源越多，你的压力就越大。前面提到的实验室五年一次的评审中，大概有20%%的人没有过，里面还有许多美国科学院的院士，甚至包括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它确实是一个公平竞争的机制，只要能做出业绩来，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这样的机制就把能力强的、工作好的人逐渐挑选出来了，也在鼓励科研人员：你唯一要注重的是把你自己的科研搞上去，而不是去搞其他的荣誉称号。 　　■如何获取科研经费？ 　　这是令许多中国科学家头疼的“老”问题。许田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科学家的科研做得好，给他的经费就多。如果说申请经费要花很多的与科学无关的精力，那么你鼓励的就不是让一流的科学家拿到很多的科研经费，而是鼓励他要学会其他的手段。许田依然认为，如果建立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制，那么，科研工作真正做得好的人，即使他的社会活动能力不是很强，即使他没有很多的社会关系，他也能拿到很多的经费。许田说，在当今世界，你要做出非常好的科学成果，你就是花百分之一百的精力可能还做不够。如果你再要花很多的精力用来搞关系，你肯定不能把最好的科研成果搞出来。（本报北京7月2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