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备受关注。日前，我们邀请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为本报读者解读了这个文件的精神。 　　记者：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为本报读者解读文件精神。2005年中央1号文件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主题，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陈锡文：2004年12月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有三个方面应该大书特书：一是关于形势和任务，即2004年的形势为什么好？2005年的任务为什么艰巨？对此，回良玉副总理在会上讲得很透，表明党中央、国务院对当前农业和农村形势的认识是非常清醒、非常有预见性的。二是要充分认识为什么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作为2005年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主题。三是会议提出，胡锦涛总书记“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是制定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的重要依据，这对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形成更加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趋向，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在这次会议上讨论时，大家都说中央把2005年农村工作的重点定位在“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非常准确，符合实际。我认为中央强调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基于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目前的粮食生产能力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要求不适应。由于耕地面积减少等因素的影响，最近五六年，我国粮食生产能力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据国家统计局测算，现在的粮食生产能力比历史最高水平减少了500亿斤。比较清醒的从事农业工作的同志都认为，正常年景下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就是9800、9900亿斤。下降500亿斤，不就9300、9400亿斤了吗？可是现在国内需求已经到了9800亿斤。因此，中央强调，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总不能年年都盼着天帮忙吧！ 　　第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不管怎么说，只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环境条件改变了，农民就能获得节本增效的效果，就为农民增收创造了重要条件。近几年农民增收为什么难？主要是农业增收难。你不把农业基础设施搞好，不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不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民在农业上是很难增收的。农民越是在农业上增收难，农业就越难得到振兴。 　　第三，农田基础设施老化失修的状况不改变，农业是没有办法稳定的。我国真正能灌能排的耕地面积就是7亿多亩。新中国历史上粮食产量波动也是比较明显的，一年增减200亿斤以上的有37个年头，一年增减500亿斤以上的有11个年头。这充分说明农业基础设施条件不行，主要还是靠老天爷。如果不尽快加强和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尤其是水利设施的话，我国农业就会出大问题。出了问题，说到底最倒霉的还是农民。 　　第四，税费改革以来农田水利建设机制发生了变化。农村税费改革方案明确要求，实行税费改革的地方三年内必须取消“两工”（义务工、积累工）。2000年首先在安徽试点，最晚一批是2004年安排下去的，也就是说最晚到2006年底，全国都取消“两工”了。从减轻农民负担的角度看，这个措施非常必要。因为平调劳动力，特别不少地方采取以资代劳的办法，确实让农民防不胜防，加重了农民负担。但是，取消“两工”后，怎么形成一种新机制来保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顺利进行？问题就大了。税费改革之前，全国农村一年为农田水利建设投工投劳最多在100亿个工以上，1998、1999年曾达到102亿个，2003年减到47亿个，2004年可能30亿个都到不了。可农田水利建设不搞是不可能的，要搞，农民不出义务工、积累工，你就得花钱买，最便宜一个工10元钱总得要吧，100亿个工你买得起吗？可要花1000亿元啦！这个事都靠国家背下来是不可能的，还得发挥“红旗渠精神”，让农民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从以上四个方面考虑，2005年中央"1号文件"便把主题定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2004年、2005年中央在全面部署"三农"工作时，突出以主题来带动其他工作，这样就便于把问题讲透，也便于集中力量出政策，暂时没能力解决的问题就放到以后再说。这个工作路子是非常清楚的。我相信，一届中央、一届政府五年下来五个主题，就差不多把农业和农村工作串在一起了；下一届再轮着来一遍，三轮就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时候了。 　　记者：2004年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成为经济发展最耀眼的亮点。于是，有人认为农业生产的恢复难度不大，发个"1号文件"，各级财政掏个几百亿，粮食产量不就上来了？但是这次会议认为2005年增产增收的难度更大，究竟难在哪儿？ 　　陈锡文：坦率地说，2004粮食产量能够突破年初预计的9100亿斤这个目标，农民收入也能够突破年初期望的增长5%的目标，确实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全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情况比我们预期的好。对成绩，大家应该看得平和一点。就粮食来说，虽然增产了，但我们粮食年消费量9800亿斤左右，即使按照95%的自给率计算，也还有很大的缺口。就收入来说，2004年农民人均可增收300元以上，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增加950元到1000元，城乡居民收入之比还是3∶1以上，差距并没有缩小，还可能扩大。 　　在这次会议上，大家觉得回良玉副总理对2004年农业和农村工作成就总结得非常全面，非常客观，非常实在。党中央、国务院对当前农业形势的分析非常准确、非常清醒，强调我们必须看到无论是粮食产量还是农民收入，其增幅和历史最高水平比，都还差得很远，大家没有理由盲目乐观。 　　首先，天气不好的迹象已经出现。种地的人都知道，2004年出现暖冬，直接后果就是2005年可能有倒春寒、病虫害。从目前看，2004年粮食增产超过了500亿斤。于是，有些同志就觉得2005年再努把力增产五六百亿斤，不就跟历史最高水平差不多了吗？我觉得对此应该有很清醒的认识。党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2004年增产增收是多种有利因素有效同向发挥作用的结果，这就是很多人概括的"政策好，人努力，市场活，天帮忙"。我个人判断，2004年增产的粮食中有300亿斤要感谢老天爷。别的不说，事实摆在那儿，三个产粮大省黑龙江、河南和安徽，2003年天气不好，减产300亿斤，2004年天气好，又增产了300亿斤。2005年能不能还有好的天气？谁也说不准。 　　其次，粮价刺激因素减弱。2004年全年粮价可能是历史最高水平。正常年景下，农民一年出售的商品粮约3000亿斤，按1斤粮涨两毛估算，就给农民增加了600多亿元的现金收入。如果按9000多亿斤粮食总产算，就增收1800多亿元。对农民增收来说，市场力量比政策力量大得多。在行之有效的政策调动下，在明显上涨的粮价刺激下，粮食产量才回升了。农民现在忧虑的就是怕粮价跌，可也有不少消费者还担心粮价涨呢。2005年粮价像2004年这么涨是不可能的，依靠市场粮价刺激增产增收的因素就减弱了。 　　第三，耕地资源减少。2004年中央的惠农政策力度那么大，才使粮食面积增加了3000万亩。现在粮食仍然是效益偏低的农作物。一方面耕地面积减少，一方面很多耕地又种了经济价值更高的其它农作物。既然搞市场经济，就不能强迫农民种这种那，农民有自主经营权，如果他算一算账，认为种瓜果蔬菜效益好，就调不出地来种粮。2004年秋冬种面积比上年增加1500万亩，主要是很多农民觉得种棉花不划算，才调出地来种粮。2005年粮食播种面积能达到多少？我觉得很难达到15.5亿亩，即使达到这个数，按历史最高单产600斤计算，也就是9300亿斤的产量。 　　第四，农业生产成本增加。2004年很不利的因素就是油电煤运全面紧张，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一路攀升。因石油涨价导致农膜价格差不多翻了一番，大化肥出厂价也涨到每吨1700元、1800元。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有可能还要涨，将增加农民的生产成本。 　　从以上四个方面，就可以把2005年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看得清清楚楚。 　　记者：2005年中央农村政策的基调是什么？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有哪些基本要求？ 　　陈锡文：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反映强烈的，就是觉得胡锦涛总书记"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非常符合我国实际。 　　既然说世界各国工业化走过的路都离不开一段时间从农业中提取积累，我国也不例外。但是走到什么时候是个头，你不能老让农民、农业给城市、给工业做贡献，到了一定程度，差不多了就得拉农民兄弟一把。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现在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转折点。这个判断太重要了，它使农业获得了新的发展机会，对解决好"三农"问题创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环境。因为我国26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为这种转变奠定了很好的物质基础，问题是人们的思想认识能不能跟得上，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城市里，掌握着巨大财富、储备了巨大资源的这些部门和机构，尤其是这些部门和机构的领导同志。 　　从十六大以来，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非常清晰。2002年11月，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是首次在中央文件里提出这一战略思路。仅仅两个月之后，胡锦涛总书记在当时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时，第一次提出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次会议制定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里，又提出要对农村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并且把城乡统筹放在"五个统筹"的第一位。2004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在2004年12月初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再一次论述了"两个趋向"，并指出在四中全会上他之所以讲"两个趋向"，就是因为现在已经到了第二个趋向这个转折点了。全党、各级领导干部要在思想上更加自觉地去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更加自觉地去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 　　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非常清晰，一步一步在不断深入，最关键的是全党，以及政府的各个工作部门都能够自觉地、深刻地提高认识，才能真正做到政策向农业和农村倾斜。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后，搞农业的同志和农民都兴奋不已。但大家也有一种忧虑，不能只是搞农业的在那儿嚷嚷"统筹城乡"，更多的是非农业部门，尤其是那些掌管资源、支配资源的部门的负责同志，他们的思想认识要能够有一个重大的变化。 　　在这次会议上，有三点我们看得很清楚。第一，对国情分析得非常透彻。我国农民还是大多数，农村还不富裕，农业还很落后，这都对农业构成了一系列制约。第二，要非常准确地把握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如果我们的政策、制度、观念不随之发生变化，那就可能犯历史性的错误，就可能把我们带到一个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增多的状态中去。第三，会议出台的政策体现了中央对农民有着非常深的感情。2004年8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四川省南充市农村视察时，很多农民问总书记：中央这么好的农村政策会变吗？总书记就给大家吃了定心丸，他说行之有效的政策绝不能变，已经给农民的实惠绝不能收回，随着国力的增强要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这三句话就是2005年中央农村政策的基调。在准备200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文件前，温家宝总理又讲了"三个继续加大"：继续加大农村改革力度，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和支持，继续加大对"三农"工作的领导。这三句话就是做好2005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基本要求。 　　记者：除了过去已经实行的有效政策不变并继续加强外，2005年中央1号文件还有什么新的政策出台？ 　　陈锡文：2005年的中央1号文件，从起草到提交会议，都是非常慎重的，决策过程也是非常科学和民主的。从文件的起草开始，中央领导同志不断有指示。文件初稿形成后，要经回良玉副总理任组长的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根据领导小组的意见修改后，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温家宝总理亲自主持审议；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意见修改后，再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胡锦涛总书记亲自主持审议。根据常委会的要求修改，报领导同志批准后，才批印作为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文件。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从1993年以来每年一个农村工作文件，制定过程都是特别民主的。从1993年到2004年，共开了12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每一次会议的文件尽管都经过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审议，但拿到会上都注明是讨论稿，还要充分听取各地来的负责同志的意见，修改后才作为正式文件下发。 　　2005年中央农村政策的一个重要亮点是，对于那些在粮食生产上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县乡财政很困难的地方和一部分边远困难地区，国家决定中央财政直接给县乡两级以更多的转移支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就是中央明确提出的抓"两个积极性"，一是抓农民务农种粮的积极性，二是抓地方政府重农抓粮的积极性。 　　当然，再好的会议和文件精神，再好的惠农政策，也只有贯彻落实到位才能发挥作用。首先要提高认识。要按照"重中之重"的认识、"两个趋向"的论断、"城乡统筹"的方略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其次要吃透精神。要把中央文件精神及其出台的政策措施吃透，既把握住主题，也要统筹兼顾；既要完成好艰巨的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任务，又要把社会事业发展等农村各项工作都抓上去。第三要狠抓落实。认识提高了，理解透彻了，就能扎扎实实去贯彻。应该说2004年的工作做得好，主要是政策落实得好，当然不排除有些地方落实得不到位。总体来讲，2004年各项政策的落实是多年来相当好的。所以要继续发扬这个精神。2005年尽管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可能我们会面临比2004年更多的困难和问题，但是应该相信，抓好这三条，就能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保持良好的势头。 （作者：李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