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困扰中国发展的全局性问题。“三农”问题解决不好，中国就很难持续、快速、协调发展，就很难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只有从战略高度来认识“三农”问题，从中国国情出发来寻找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才是明智之举。 　　中国不是农业强国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不是农业强国。 　　发达国家农业投资额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通常为10%以上。中国1990年财政支出用于农业的比重为10%，1995年下降为6.3%，2001年为5.5%。农业资金投入不足，使许多工作无法开展，形成了政策落实断层、基础建设断层、科研工作断层、农业技术推广断层。 在13亿人口中，有70%是农民，可是农民的素质很低，大部分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只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盲和半文盲。 除了个别机械化大农场外，广大的农村仍然使用着铁犁、木耧、耕牛，生产工具极其落后，与春秋战国时期没有本质区别。 　　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有的因四季耕种不得轮休，导致地力极薄；有的因远离水源，无灌溉条件，从古至今一直靠天种地、靠天放牧、靠天吃饭；有的因破坏了自然环境，造成沙化、盐碱化程度日趋严重。 　　除了水稻、小麦、玉米等几种良种在一部分农村得到推广外，大部分五谷杂粮仍旧用普通的种子，并沿用传统的耕作方式，农产品产量和科技含量极低。有许多地方连台像样的机器也没有，农产品加工增值转化能力极其微弱，甚至几乎等于零。 农业组织化程度很低，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经营分散，无法开展集约经营、规模经营。山村耕地有限，不适宜大面积耕作，可是广袤的大平原也是东一块小麦、西一块玉米，田间管理极其粗放，短期行为严重，既没有规模效益，也没有长期效益。 　　观念陈旧，交通落后，市场信息闭塞。有的地方无场无市，或有场无市，或有市无场，商品流通不畅，丰收时大量瓜果蔬菜积压，甚至腐烂在地里，欠收时外地的农产品又运不进来，形不成市场，更谈不上发挥市场优势。小生产与大市场很难衔接。 　　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土地产出率很低，农产品成本很高，质量很差，价格呈下降趋势，不仅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而且农民面临着增产不增收的尴尬处境。 　　一些村庄没有建设规划，农民随处建房，东一座院落，西一户人家；既不种树，也不修路；既没有垃圾坑，也没有像样的厕所；过去修筑的灌溉设施已严重破坏，又无力修筑新的灌溉设施。 　　有的地方从来不重视环境卫生，也不搞家庭卫生，一些农民、牧民甚至一年都不洗一次澡。由于农忙时体力劳动极其繁重，医疗、卫生条件极差，一些农民、牧民的身体健康状况不佳。 　　有的地方没有任何娱乐设施，更没有图书馆、阅览室等文化场所，也不举办任何文化、体育、娱乐活动，农闲时农民只有靠赌博度日。一些农民没有信仰、理想和追求，精神空虚。一些地方封建迷信死灰复燃，沉渣泛起，嫖娼、吸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泛滥。农民的法律意识淡薄，违法乱纪行为时有发生。有的人将土地改革时被没收归集体所有的土地说成是自己的私有土地，不允许别人承包、租赁经营。农村这个阵地中国共产党不占领，就会有别的势力趁虚而入、孳生蔓延。 　　现阶段，宏观管理不能适应农业市场化、国际化经营的需要，微观管理不能适应农业发展对多样化服务的需要。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受到削弱和滞后的问题同时存在。干部素质不高，责任心不强，为民服务意识淡薄。有的干部既不管理，也不服务；有的干部只管收费，从来不为农民服务；有的干部依托家族势力或黑恶势力，以加强管理为名，欺压百姓，鱼肉乡民；有的挑拨矛盾，制造事端，鼓动农民上访，甚至参与上访。有的地方党、团组织软弱涣散，不过组织生活，不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开展任何活动，不发展新党员、新团员，甚至连党费、团费也不收，致使党员、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得不到丝毫体现。在一部分农民的心目中干部都是“当官的”，他们怀着既羡慕又害怕的心理，见了“当官的”敬而远之。有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蜕变成了“统治工具”，干群、党群之间的鱼水深情在一些地方已荡然无存。 　　近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城市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农村也有明显的进展，但是农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城市。中国农村在发展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距小康社会的目标还很远，实现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标志的第一次现代化和以知识化、信息化为标志的第二次现代化任重而道远。 　　关于农民阶级的辩证观 　　自夏朝以来，农民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体阶级，占全体社会成员的绝大部分。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前，一直是被剥削、被压迫、被统治的阶级之一。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由农民阶级固有的属性决定的。农民阶级具有以下特性： 　　一、保守性。由于农业的生产方式和农民的生活方式长期处于基本不变的状态，如果说有变化也极其微小，是比较典型的几千年不变的恒态系统，所以长期在这种封闭或半封闭的固定状态下生存必然会形成保守性，缺少开拓创新精神，不愿求新求变，不敢冒风险，安于现状，小富即安。为什么猎人、渔民、牧民就基本没有保守性呢？因为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动态的、开放的，是与冒险分不开的。为什么发现新大陆的不是拥有63艘可容纳千余人大船的郑和，而是仅有几艘帆船的哥伦布呢？说到底是因为郑和生活在中国这样的农业社会中，妄自尊大，思想观念保守，缺少开拓性；而哥伦布生活在葡萄牙、西班牙这样的商业社会中，富有冒险精神和开拓精神，当他的航海建议被葡萄牙国王拒绝后，他毅然移居西班牙，在西班牙统治者的支持下实现了远航的梦想。 　　二、自私性。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由于土地数量有限，亩产量很低，所以农民常常“寸土必争”；由于生活水平低，生活质量差，所以农民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文化素质极低；由于长期固定在一块土地上，很少有接触外面世界的机会，所以目光短浅；由于家庭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自给自足，所以养成了只重视自身利益的心理定势和思维习惯；由于家族观念根深蒂固，常常因为一些在他们看来是重大利益其实是蝇头小利与外族发生冲突，所以产生了排他排外的强烈倾向。这些因素综合发生作用，使农民形成了较强的自私性。 　　三、涣散性。由于农村长期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基本不与他人合作，家长就是最高领导，农活由自己安排，无论干什么都是自己的事情，与别人无关，所以缺少组织纪律观念和集体精神。农民好比一盘散沙，没有水和草就很难合成泥，没有好办法就很难把农民组织起来。 　　四、盲目性。由于农民没有科学文化知识，信息闭塞，远离城市和市场，只有依靠经验和农时安排生产，所以生产活动具有很大的盲目性；由于他们没有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判断正误、是非只是以个人利益和好恶为标准，所以很容易偏听偏信，甚至盲目从众。就像一群羊，只要有一只羊领头，即使前面是深沟或大河也会盲目地跟着跳下去。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合作化步子太快，有的地方吃饭不要钱；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超英赶美……这些错误的发生虽然有很复杂的原因，但与农民具有盲目性是分不开的。 　　五、破坏性。由于山高皇帝远，身居世外桃园，法律意识淡薄，政策观念不强，没有社会公德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无知者无畏，所以为了眼前的个人利益，他们“敢”字当头，行为没有明确的指向性和约束力，往往容易造成很大的破坏性后果。比如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打砸抢，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和公私财物；滥砍乱伐，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等。 以上这些特性，就是农民阶级的消极方面。那么，农民为什么又能够在中国社会中发挥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呢？ 　　六、革命性。作为一个被统治阶级，农民所受的剥削、压迫最重。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矛盾；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他们失去生存的基本条件后，便会起来斗争，起来造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战争，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充分说明农民阶级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农民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了蒋介石，解放了全中国，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七、实际性。他们根据土地的实际情况进行耕种，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注重实际回报，很少幻想。他们信奉眼见为实，不轻易相信别人的许诺，评价一个人、一项政策、一种制度的优劣，不是听你讲得如何好，而是看实际效果。农民是最讲实际的，虚假的、空想的、无用的东西，在农村没有市场。 　　八、互助性。由于每个家庭的人力、财力、物力有限，当一个家庭遇到建房、结婚等大事时，乡亲们就会主动伸出援手，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特别是当一个家庭遇到灾难时，乡亲们更会给予无私的帮助。 　　九、平等性。自从地主阶级被消灭后，农民在人格上处于平等地位，平等意识又一次被唤醒并得到不断强化。谁想欺压农民，农民是坚决不会答应的。尊重农民的人格，维护农民的尊严，保障农民的利益，是农民从心底发出的最强烈的呼声。 　　十、独立性。农民长期生活在农业社会中，形成了独立的经济利益、独立的意识和独立的人格，是一个具有鲜明的独立性的阶级。 　　十一、勤劳性。农民乐于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收入，很少依赖思想。一些老人只要尚有劳动能力，就不愿让孩子赡养，而是照常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即使富裕了，农民也不奢侈不浪费，仍旧保持着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他们通过勤劳的双手，可以使泥土变黄金；他们通过英勇的战斗，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他们憎恶不劳而获，憎恨贪官污吏。 　　以上这些特性，则是农民阶级的积极方面。正是因为人数众多的农民阶级具有这些突出的优点，所以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他们都能在深情的大地上繁衍生息；无论自然灾害多么严重，他们都能战而胜之，渡过难关；从古至今，以不可替代的基础地位在中国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对几个片面观点的辨析 　　有人提出“放活农民”、“放活农业”、“放活农村”。这种“放活”有其合理的内容，比如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农民进城的人为障碍；建立城乡统筹的劳动力市场，搞好就业信息服务，清理农民进城的不合理限制，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等。 　　但是，我认为这种“放活论”不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所开的“药方”是治标不治本的隔靴搔痒式的“西药方”。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党和政府对农村管得太死了，需要“放活”，容易引起误解。现阶段中国农村发展滞后、影响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是口头上重视、实际上没有落实的问题，是放任自流、无政府状态的问题，而不是“放活”与“管死”的问题。 　　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取消农民进城的不合理限制，允许农民自由进城务工经商办企业，这是对的。然而，有三个问题必须回答：城市的容量有没有限度？是不是允许农民进城就可以解决“三农”问题了？中国农村发展的出路在何方？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的失业率明显提高，尽管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就业岗位在不断增加，但是城市居民的就业压力仍然很大。城市的就业岗位是有限的。城市的居住、交通、服务等条件是无限的吗？不是无限的，也是有限的，而且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下去。城市的规模要适度。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就必须停下来。也就是说，农民都想进城，但是城市现有的条件没有这么大的容纳能力，而且将来也没有这么大的容纳能力，农民全部进城是天方夜谈式的“空想”。即使取消了现行的户籍制度，客观上还存在着制约农民进城的诸多因素。允许农民自由流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中国农村发展的根本出路在农村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知识化、信息化。以乡镇为依托，加快中小城市建设，走农村城市化的路子，才是中国农村发展模式的战略抉择。 　　有人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中介组织，发展农村教育。似乎采取了这些举措，就抓住了解决“三农”问题的“牛鼻子”，“三农”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认为，解决“三农”问题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中介组织，发展农村教育，但是这些举措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城乡制度的一体化设计和安排。制度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就无法解决。 　　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现阶段，中国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建设知识社会的重点在城市，难点则在农村。 　　由于历史和现实、国际和国内的原因，中国不可能在实现了第一次现代化后再来搞第二次现代化，所以面临着繁重的双重建设任务。根据目前农业、农村存在的问题和农民的特点，扬长避短，扶优汰劣，走农村城市化道路，坚持城乡一体化原则，从战略高度设计和安排城乡制度，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上策。 　　一、城乡制度一体化。建国初期，城乡实行两种不同的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但是，经过50余年的建设，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城乡实行一种制度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时机已经基本成熟。实行统一的身份制度、财政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公共服务制度等，把城乡作为“一盘棋”考虑，统筹兼顾，各有侧重，共同发展。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建立起可持续良性发展的城乡一体化新格局。 　　有人把城乡划分为“两个世界”，是非常形象和准确的。同是中国公民，却人为地长期划分为市民和农民，并且限制农民进城，给人一种印象：城市是一个国家，农村是另一个国家；市民生活在发达国家，农民生活在落后的中国。城市修建高楼大厦、柏油马路，国家投资；农村建房、修路，却让农民自己负担。城市居民子女入学有保障，否则就违反义务教育法；农村孩子无学可上，失学率有增无减，却不见追究任何人的责任。市民待业或失业，国家和政府来管；农民无地可种或收不抵支则无人过问，只能自寻出路。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生活最低保障金等社会福利，似乎只有市民才配享有；似乎农民从来不生病，生了病就该自己花钱医治，老了就该让子女抚养，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儿无女就只好等死。城市的道路两旁已经硬化、美化，一到晚上灯火辉煌；可是大部分农村却仍是土路，没有路灯，一到晚上漆黑一团。一些农民还居住在山顶洞人居住的窑洞里，或者居住在土房里，地面也是土地，可长庄稼。城市随处可见娱乐场所、街心公园、健身器材，居民可以随时随地娱乐、游玩、锻练；农村却只有场院、粪坑、农具，农闲时农民无处可去，只能去赌博、蹲在墙边晒太阳、走东串西。造成这样对比鲜明的“两个世界”的根源在哪里？根源在制度。 　　如果这种天壤之别的局面不改变，即使采取法律手段也无法阻止农民进城，因为向往美好的生活是人的天性，没有合法的条件，他就会采取非法的手段。非法移民屡禁不止，原因是什么？现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城市人满为患，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随着限制人口自由流动制度像收容遣送制度一样地崩溃，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入城市的农民总有一天会把这些大城市冲垮。 不歧视农民，消除城乡居民之间人为的鸿沟，真正实现公民平等享有人权，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条件。只有从制度上入手，才是抓住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二、城乡体制一体化。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改革开放初期走的也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因而获得了成功。但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从市场相对发达的城市起步，走城市包围农村的道路，才能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建立与制度相适应的体制，实现城乡体制一体化，是城市包围农村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 　　经过实践检验的城市体制，可以逐步移植到正在城市化的农村。比如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制等，目前就可以实现城乡一体化。“村”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居住概念，而不是一种政权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可以推广居民委员会这一组织形式取而代之。这样就可以出台新政策，从城市选拔一部分具有居民委员会工作经验和热情的同志去农村工作（他们的待遇要优于在城市工作，若干年后可以回到原居住城市），把城市文明推广到农村。可以建立和发展专业合作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适应机械化、产业化、市场化发展的需要。在人口稀少、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可以实施转移发展战略，向人口比较集中、自然环境比较好的地区转移，走相对集中发展的路子。在农村城市化建设中，要确定重点项目，实行国家、集体、个人多元投资体制。创新农村金融体制，保证资本投入。 　　三、城乡经济一体化。市场经济是一体经济，必须打破城乡分割、地区分割、行业分割、条块分割。要按照市场机制配置农村生产力要素，形成土地、劳动力、资金、科学技术等要素在农业领域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提高农产品加工深度，延长加工链条。一些加工企业建在村镇比建在城市要有优越性，因为村镇既是原料产地，也是消费市场，可以减少运输成本；农村劳动力价格比城市要低得多。要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投资和开发农业项目，鼓励个人到农村创办企业。可以引导农民走企业化道路，按照公司法组建各种类型的企业，包括种植企业、养殖企业、加工企业、服务企业等，特别要重视发展中介公司，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一个村可以按照一个或几个生态园区来规划，合理布局，把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产、工业项目、环境保护等纳入生态园区的总体建设之中。要重视村镇的集贸市场建设，促进农产品流通，推动农村经济繁荣。 　　四、城乡教育一体化。人的素质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知识化、信息化，归根到底还要靠农民。加大农村教育经费投入，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建设学习型家庭，培养出有知识、有技术、懂经营、懂管理的农民，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条件，而且是一个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战略问题。要像抓城市教育一样抓农村教育。 　　把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放在农村，集中人力、财力、物力攻坚克难；把建设知识社会的重点放在城市，为农村的城市化、知识化积累经验，树立样板，最终实现共同发展，全面进步。当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标志的第一条战线和以知识化、信息化为标志的第二条战线，以农村为重点的第一战场和以城市为重点的第二战场合二为一时，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梦想就变成了现实。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依靠全国人民的不懈奋斗，这一天必将像红日东升一样在中华大地到来！ 　　　　　　　　　　　　　　　　　　　　　　　　　　　　　　　　　　　　　　　　　（郭春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