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讯　“其实当前农村不安宁主要是来自于官多的原因。”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提交了一份大会发言稿，建议精简县、乡机构，促进农民增收。 　　“就本人对农民减负和增收历史的回顾，面对县、乡机构臃肿的现实 ，认为只有精简县、乡机构，才能促进农民增收。”任玉岭委员说。行政机构的无限膨胀，财政供养人员的无限增长，不仅“吃掉”了农村改革的众多成果，而且给推进农村改革设置了障碍和阻力。 　　任玉岭委员介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机构虽然先后进行了几次精简，“但每精简一次都造成机构膨胀，人员增长”。根据他提供的数字：1979年，我国在编机关干部279万人，到1989年扩大到543万人，1997年党政干部总数达到800多万人。据权威人士估计，全国仅县和县以下由农民养活的干部高达1316.2万人。 　　据介绍，我国历代民与官的比例是：西汉7945：1,东汉7464：1,唐朝2927：1,元朝2613：1,明朝2299：1,清朝末年911：1,现代已经发展到67：1。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比值仍不断缩小。近10年来，民官比例已经缩到40：1”。例如，安徽泰和县1994年财政供养人员10276人，到2000年扩大到13676人，六年时间增加了3400人，增长33%；湖北襄阳县1993年全县财政供养人口为16667人，2000年达到34699人，七年时间增长1倍还要多。 　　任玉岭委员说，世界上很多国家至今只有三级政府，而我国则是少有的五级政府，即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体制之复杂，层次之繁多，机构之臃肿世界罕见。 　　“我们一个30万人的小县，财政供养人数高达1万多人，通过乱收费供养人数达5000多人。到了乡里，除了中央政府的外交部没有对口单位外，其余是应有尽有。”任玉岭委员在发言稿中介绍。一般说七站八所，其实比七站八所还要多，什么农机站、农技站、水利站、城建站、计生站、文化站、林业站、广播站、经营站、土管所、财政所、派出所、工商所、邮政所、供电所、司法所、房管所、信用社、法庭等等。一个乡财政供养人数高达三四百人，最多的到了1000人。 　　“这么多的人要吃、要喝，要盖办公楼、住宅楼，要购买汽车和手机等。这些财政供养人员已经发展成一个特殊的利益阶层，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必然与农民争利。”任玉岭委员说。他们中的有些人在要吃、要喝不能满足时，既得利益得不到保证时，贪心不能实现时，他们就要乱收费、乱罚款。只要有这么多的人存在，“三乱”就不可避免。如果百姓起来反对他们，他们又会用手中的权力镇压百姓。 　　“无数活生生的例证，甚至是血的事实证明了县、乡机构的膨胀，不仅给广大百姓带来了负担，也给人民群众带来了灾难”。 　　任玉岭委员建议，在国务院组建一个由各方人士参加的机构精简委员会，专门研究精简机构，特别是县、乡机构的政策和方略。“要重新审视中国各个行政管理层次存在的必要性，并为县、区、乡的缩编拿出规范性意见”。 　　中国机构精简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工作人员的终身制。因此任玉岭委员建议，要研究终身制要不要打破，特别是要不要打破“当了公务员，各种待遇到死都不变”的现实状况。